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三十三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3年微博用戶規模下降2783萬人，使用率降低9.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網民總數在繼續增加，截至2013年12月，達6.18億，全年新增網民5358萬人。
過去一年內，中國網民的人均上網時長，相比上年增加了4.5個小時。但是，22.8%的網民使用微博的時間減少，只有12.7%的網民使用時間增加。
微博輿論場的活躍度，已經從2011年7月23日甬溫線動車事故的峰值跌入低谷。當時，幾天內就涌出5億條微博帖文。珠海企業家網友陳利浩發了一條微博，承諾網友每轉發一次就給最后一位獲救的乘客小伊伊捐款1元，24小時內轉發近百萬。
然而，自2013年8月薛蠻子等被拘以來，政府的互聯網治理，給微博輿論場當頭澆下一瓢冰水。2014年3月8日馬航MH370飛機“失聯”，全民在網上進行福爾摩斯式的推演，微博熱度有所回升，10天內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有關“馬航+MH370+失聯”的帖文近3000萬條，但仍比動車事故時期低了一個數量級。
3月13日，三十幾家微信公眾賬號被停止服務，包括一些時政類、法制類賬號，騰訊給出的理由是涉嫌違規信息、涉嫌色情或多次被舉報等。此前，微信公眾賬號因言論尺度比微博寬松而受到歡迎。有網友擔心，初興的微信發展空間受限。
對于近半年來網絡輿論的大起大落，網民的大喜大悲，如果局限于互聯網自身就事論事，會摸不著頭腦，甚至得出比較消極的結論。對此，不妨放眼于新一屆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政”背景，來進行一番梳理。
薄王事件與極端思潮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政治風波，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中國社會的發展呈現箱體震蕩的特點。穩定壓倒一切，維護體制威權；社會主義可以容納市場經濟——從左右兩翼劃定了發展與改革的邊界。
這種箱體震蕩，保障了經濟持續2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但是，由于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特別是公權力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巨大影響力和缺乏監督下的尋租行為，加劇了競爭機會和社會收入差距的不平等，出現了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社會階層流動通道壅塞，民意的“吐槽”壓力越來越大，社群沖撞時有發生。而拒絕變通的體制惰性也越來越強。
2012年，從“薄王事件”爆發到十八大召開，出現了一個“時間窗口”。黨內外出現了清理“文革”遺風、反思高壓維穩體制、加快政治改革的激越呼聲。
體制內外的思想激蕩，為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而重啟改革吶喊、掠陣。本來，思想界的沉悶就是體制固化的苦果也是原因之一，但有時也會對現實的政治操作構成一種擾人心神的雜音，甚至可能不必要地激化矛盾。
實際上，這些年微博等民間輿論場的訴求，越來越脫離體制的現實承受力和可行性，并且不斷自我強化。從一些突發事件的個案質疑政府的公信力，發展到質疑公權的合法性。網上甚至出現了所謂“國粉”，即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鐵桿粉絲。顛覆共產黨革命經典的帖文、段子也時有流傳，從所謂“方志敏真相”和懷疑“狼牙山五壯士”，到質疑延安抗日和抗美援朝。這樣的放言，即使在思想解放的上世紀80年代也是難以想象的。這使體制內有人擔心：“上甘嶺已危，十五軍安在？”
共產黨執政的底線不容挑戰?；ヂ摼W作為對主流輿論特別是年輕國民影響最大的意識形態“陣地”，有關管理部門守土有責，守土盡責。
但是，除了這些極端的言論，在眾多涉及民眾利益個案的問題上，網上不少聽起來不甚和諧的雜音，更多地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是民眾和政府之間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疑慮，是民眾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訴求?？陀^評估，現階段網上批評性的言論，就總體而言，并不具備有綱領的政治對抗、有組織的社會動員性質。網友戲言：網上經常就公共事務發言的所謂“公知”，自以為刷微博像皇帝批閱奏章，實際上只是婆婆媽媽嘮叨的“婆知”。熱火朝天的網上言說，更多地帶有調侃娛樂和心理宣泄性質。不可掉以輕心，但也不必過度解讀。
另一方面，懷念“文革”、美化“唱紅打黑”的情緒，也有不小的民意底盤。2013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37周年之際，有個不知名的網友發帖說：“只恨下崗職工沒有多少文化，不然寫寫傷痕文學，那么“‘改開’（改革開放）后簡直就是地獄！”他顯然認為，下崗工人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苦難不比“文革”中的知識分子少。在國企改制下崗以后，他們處于極度貧困和無助的狀態。但是，比物質貧困更可怕的是精神貧困。知識分子還倚仗自身的見識來批判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不合理現象。而精神貧困者只能從懷舊中尋找精神寄托，在重構的記憶中，為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所否定的“文革”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被極度地美化了。
每到周末，在洛陽的周王城廣場上，常有一些人舉著毛澤東像、唱紅歌，翩翩起舞。這是一群被市場經濟邊緣化、亟須 社會送去溫暖的人群。
在一些熱點事件和敏感議題中，左和右，精英和草根，尖銳對立，從認知分歧到情感對撞，一定程度上正在撕裂社會。
從國際環境看，自蘇東巨變后，過去被認為最不適合走現代化之路的中東國家，開始了又一輪轉型和動蕩，給中國是否堅持現有發展路徑帶來困擾。距離鄧小平南方談話后的那一波市場化大潮，相隔經年，人心思變。中共十八大后接掌中國的執政團隊，如何才能同時應對來自“老路”和“邪路”的輿論壓力，為中央主導的深化改革營造客觀理性、萬眾一心的輿論環境？
用“中國夢”彌合社會分歧
習近平團隊登上歷史舞臺后，表現出歷史擔當和鮮明的施政風格。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體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涉及15個領域、330多項較大的改革舉措，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近年來社會各界熱議的一些議題，都能從三中全會找到共鳴。習近平總書記告訴外媒記者：“改革的進軍號已經吹響了?！?/FONT>
習近平坦率地表示，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就要求我們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因為負重前行，本屆政府對互聯網有了新的認識。有別于以前的“網開一面”，本屆政府更多地看重互聯網對政府管控社會的“最大變數”，積極“亮劍”，打壓互聯網空間的各種“尋釁滋事”。在政府看來，如果聽任偏激輿論擾亂社會心理，將極大地增加社會治理成本，甚至導致執政危機。
顯然，這是一個互聯網治理的強勢政策思路。
早在1989年2月，中國領導人會見美國總統布什時，鄭重告知：不要押寶在中國某些主張極端西化的人身上，“真正推動中國改革的現實力量，是正在按中國特色辦事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從當年的“西單墻”到今天的網上偏激言論，雖然熱鬧一時，但欲速則不達，容易裹挾民意，誤導決策，其結果是延誤改革和發展的進程，甚至犯下“顛覆性錯誤”。
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宣告成立，習近平總書記親任組長。這是習近平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之后，兼任的第三個新設職務?？倳浻H自掛帥，就是從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理順和整合網絡治理體制，切實提升新媒體的應用水平和治理能力，推動形成客觀理性的網絡生態，作為中國社會轉型的壓艙石。
黨和政府善管互聯網，善用互聯網，網民珍惜鼠標和鍵盤話語權，政府以變革創新提升輿論引導力，民眾以互動交流求取“最大公約數”，就可以把互聯網這個“最大變數”變成可知、可控、可協商的“常量”，變成治國理政的新平臺。
沿著三中全會的改革方向，與民更始，從互聯網這個最大的意見平臺著手，如果能成功地壓制各種極端思潮，消解社會戾氣，凝聚全黨意志和全民共識，則有望開啟又一個黃金十年，這就到了中共建黨100周年（2021年）；然后再接再厲，為新中國成立100周年（2049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奠定堅實的基礎。這就是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十八大重申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如果一帆風順，“中國夢”將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清朗的微博意見平臺：對社會有利
微博用戶流失的技術原因是微信的興起。CNNIC的研究數據表明，減少使用微博的人中，37.4%的轉移到了微信。深層次原因，是對在微博這樣的公眾意見平臺的表達缺少安全感。
微博上的批評帖文少了，但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糾結仍在，批評意見只是下沉到微信。微信是私人朋友圈，看上去沒有微博那么鬧心。但是，失去了輿論預警功能，社會就像一條船在沒有航標的湍流中前行，是很危險的。而且，微信是同質化的小眾文化圈，里面常常是一邊倒的聲音自我強化，不像微博公眾意見平臺，具有信息流動中的自我凈化機制（微博辟謠的社區自治機制已建立），輿論的對沖制衡機制。在馬航飛機“失聯”事件中，不實傳言雖然在微博上此起彼伏，但都能較快地得到澄清，但在微信朋友圈還在持續瘋傳。微信的糾偏功能明顯不如微博。
微信替代微博，可能是新技術媒體的用戶偏好，也可能提示公眾政治參與的冷感和公民心態的萎縮。
近來微信朋友圈里傳言滿天飛，有點像“文革”末期的“小道消息”。鄧小平曾在1978年警示說：“現在黨內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這是對長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種懲罰?！薄耙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FONT>
所謂“輿論”，主要是民間意見，是對政府施政的評估反饋。網上輿論工作，以正面引導為主。新聞宣傳和思想工作只能站在群眾中間，順勢而為，因勢利導，而不宜站在群眾對立面。
既然互聯網是對話平臺，就要克服消極防范心態、本領恐慌和管治焦慮，學習和提高對網絡新媒體的運用駕馭能力。在疾風暴雨式的互聯網專項治理后，網上輿論工作將進入專業化、精細化的輿論博弈階段。從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臺以來，政府出重拳彌補前些年互聯網管理的缺位是非常必要的。但從長遠看，互聯網“自媒體”輿論的治理，與中國社會的整體改革一樣，仍需遵循小政府大社會的價值取向。在政府這只奮發有為的“看得見的手”之外，不妨充分激發和調動市場機制和網絡社區“看不見的手”的力量，鼓勵網絡社區的自治，鼓勵網民的道德自律，鼓勵網民特別是“意見領袖”增強媒介素養和社會責任感。
政府在互聯網上，不僅要作為管理者出現，也要成為積極的參與者?，F在，“微博國家隊”正在做大做強。迄今已有24萬家政務微博，數百家黨報、國家電視臺等主流媒體微博，積極發聲，引導輿論。而且，“國家隊”正在從微博前進到微信和新聞客戶端。
對于依憲治國、公民社會等前沿敏感問題，還需要嚴肅探討。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這是中國官方的一貫方針。更為徹底的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需要水到渠成，不能操之過急，但不能因此拒絕未來的變革選項，重新挑起不必要的意識形態論戰，冷了黨內外相當一部分人的心。
